公元219年可以说是三国时代最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一年。这一年，黄忠杀了夏侯渊，这一年，刘备取了汉中与东三郡，并做了汉中王，但这一年最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华夏神将关羽的迅猛爆发与迅速败亡。如果说公元207年赤壁之战是三国史诗的序幕，那么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就是三国史诗的高潮。这一高潮，由万军中阵斩颜良的传奇武神、蜀汉第一上将、荆州守护者、各方名将的挚交友、诸葛亮评价最高之同僚、曹操最想得到之人、即将登临神坛的关帝圣君关二爷关羽关云长发起。

从襄樊之战的整个过程来看，关羽似已完全控制了襄阳以南地区与荆北上下数百里汉江水道，看来诸葛亮之前对荆州的治理相当成功，所以关羽才能在刘备入蜀与诸葛亮入蜀增援两次抽空荆州力量之后，还能对曹魏的荆北战区形成压倒性优势，不仅将襄阳与樊城团团围住，使曹仁满宠命悬一线，还能斩杀庞德，将前来增援的于禁七军予以毁灭性打击。消息传出，临近荆北的曹统区士民大为震动，纷纷响应关羽，起兵反魏，许昌以南，烽火一片。就连曹操的大本营邺城竟然也发生了叛乱，大量当年投降曹操的原刘备属下荆州官员子弟卷入其中，留守邺城的曹丕乃大开杀戒，“连坐死者数千人”，要知道这数千人的宗族关系可都在襄樊一带，经此一事，曹魏在荆北的民心尽失，被关羽拿下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但关羽已不能再拖了，因为曹操的各路援军已从四面八方赶来，关羽必须尽快拿下襄樊，才能凭借坚城守住胜利成果。而他又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孙权旦夕可拔（注1），便干脆把江陵后方的军队大部抽调到荆北前线，想尽快搞定已穷途末路的曹仁，而这，终于给了吕蒙机会。

原来，当年荆州南三郡之争与联盟重要推手鲁肃的去世，让孙刘的联盟关系面临危机。这时孙权却突然主动提出要与关羽结亲，希望为世子孙登迎娶关羽之女，若此事得成，关羽之女日后有可能成为东吴的皇后甚至太后，而关氏家族也将身兼蜀汉重臣与东吴外戚的身份，成为两国关系的纽带。然而关羽却断然拒绝了，这让两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裂痕。

其实这事儿双方都有错，孙权错在绕过刘备直接找关羽，有挑拨刘关君臣情谊之嫌；关羽则错在表现太过强硬，竟“骂辱其使”，这就让孙权太丢面子了。于是鲁肃的继任者吕蒙向孙权提出了完备的攻略荆州计划，并通过外交迷惑、暗中联曹、白衣渡江、收买人心等一系列战术手段最终予以实现。

结果，让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仿佛在一夜之间，战事急转直下。八月份，关云长还壮志凌云长风万里，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嘚瑟的不行，十月份，江陵就被吕蒙偷袭得手了，接着曹操各路援军也陆续抵达，关羽稍一犹豫，北上东三郡的路线已被堵死，关羽只得南下，欲夺回江陵，或还有一线转机。但是吴军的进展速度太快，十一月，在吕蒙平定南郡的同时，孙权又派蜀汉降将潘濬率兵攻打武陵郡，击败武陵从事樊伷，斩杀之，平定了武陵郡，接着又转战零陵郡，打败了占据七县反吴的零陵郡北部都尉（注2）习珍，亦斩杀之（见《襄阳耆旧传》）。

其实荆州被东吴轻松偷袭得手，与江陵守将、南郡太守糜芳莫名叛变有关，也与刘备忽视荆州、持续抽调荆州人才到益州有关，诸葛亮庞统也就罢了，甚至就连向朗、廖立、孟达等人也不放过。等关羽打襄樊再抽走一批，留守人员的水平就更加堪忧了。比如宜都太守樊友，如此关键岗位之大将，却胆怯无能，吴军来袭即弃城逃走，让陆逊轻易地占据峡口要地，掐住了关羽沿江退回益州之路，也阻断了刘备东援关羽之路。

虽然蜀汉在秭归一带仍有不弱的力量，当地将领及土豪詹晏、陈凤、文布、邓凯等人也拼死抵抗，但毕竟不是主力部队，结果被陆逊轻松击败。吴军遂攻占秭归、枝江、夷道，彻底控制了三峡通道。蜀汉的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等人率军从房陵翻越神农架南下，欲打通三峡通道，但也都被陆逊打败。短短一个月内，竟已有数万蜀汉军队被陆逊斩杀俘虏收降。关羽手下军队见援兵难至、大势已去，遂纷纷逃亡，关羽败走麦城，最后只剩十余骑，欲翻山越岭逃回蜀汉，却遭到东吴军队围追堵截，十二月，关羽遭擒，誓死不降，终被孙权斩杀。

此战孙权虽然获得荆州，还招降了荆州及三峡地区兵马至少五万以上（注3），实力大增，但也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政治代价。孙刘是抗曹联盟，联盟出现了问题，应该坐下来谈，而不应鹬蚌相争而让渔翁得利——毕竟蜀汉虽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但在整体实力上仍不足以挑战曹魏的老大位置，东吴没必要这么早跳出来破坏三方的实力均衡；就算不满荆州的划分，那也可囤积重兵在边境，逼刘备再来谈判，相信刘备除了南郡作为北伐基地不能让给东吴，其他零陵、武陵二郡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谈，何必要搞这种偷袭背盟、杀害忠良的烂招数；就算要背盟，那也没必要杀掉关羽，关起来当个人质，也多一点谈判的筹码，多一个选择的退路。关羽已经六十多了，多熬几年也废了，何必担此恶名。

而这之后，孙权为了自保，又鼓动曹操篡汉，然后又向篡汉的曹丕称臣，完了又狡言背曹，完全没有一个稳定的战略与立场，反反复复，在人们心中可以说是政治信用破产；从此既不能以魏臣之名攻蜀，也不能以复兴汉室为名伐魏，而只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所以在此之前，孙权还能算是个“承父兄之烈，尊礼英贤”的雄主（见郝经《续后汉书》），但是此后，他便算是彻底撕下了自己的遮羞布，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战略、无立场的军阀，一个“反覆倾危，惟利是视，阴谋狡猾，史评以勾践相比”的小人了（注4）。要再说东吴日后终能统一天下、千秋万世，恐怕孙权自己都不相信。其实说到底，孙权也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刘表罢了，要不是当年周瑜在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这小子早就废了。

事实上，此后东吴之扩张，也大多向南方发展，甚至航海跑去台湾抢人口（注5），却对北方的曹魏采取“限江自保”的战术（《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之诸葛亮所言），即便“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吴论》）搞得王夫之亦对孙吴怒其不争，叹说：“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亦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独也。惜乎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余矣。”（《读通鉴论》卷十）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孙权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鼠目寸光，志量狭小，即便后来封王、建元、称帝，步步提升，却步步都畏畏缩缩（注6）。此外，孙权还大兴特务制度（注7），又大力制造祥瑞，频繁更改年号，可以说除了武则天外，东吴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年号的。而越是喜欢派特务监视民众，越是喜欢改年号，越是喜欢制造各种祥瑞，就越说明其内心之虚弱，民众之离心，统治合法性之不足。

《冰与火之歌》中的老政客泰温·兰尼斯特有一句名言：“每个需要反复宣示自己是国王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国王。”

你看，古今中外同理。

其实当时曹操为增援荆北战场，为了表示与孙权合作的诚意，已将夏侯惇、张辽等二十六军共十余万淮南部队尽数调走，弃守合肥（注8），另外就连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的地方部队也被抽调征赴襄樊（注9）。孙权此时若占领合肥、兵指兖豫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到时曹操就太被动啦，打孙权吧，那樊城襄阳肯定得丢，宛城许昌都可能不保；打关羽吧，那孙权很快就可以在淮海平原站稳脚跟，再花两年培养出精锐的淮泗精兵以加强陆战能力，而刘备也休养生息够了可率益州之众再出一路兵线于秦川，三路齐发，到时别说灭掉曹魏，至少可以将曹操赶到黄河以北去！

可惜刘备关羽的外交任性，与刘封孟达的军事不作为，让孙权选择了在大战略上最不理智的军事计划。最终导致了魏盛蜀弱吴孤的不利局面。曹操总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还真是啊，孙权这么帮曹操，真乖真懂事，这是曹爹的亲儿子啊!

幸亏，曹操在第二年公元220年年初死了（注10），救了孙权一命。若不是曹操及时丧命，曹丕根基不稳，战略格局也不够，吴蜀恐怕接下来会被曹魏一锅端掉（注11）。

事实上，虽然孙权后来凭借运气与权谋逃过一劫，但夷陵之战仍让东吴遭受巨大战争创伤。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记载，夷陵战后，曹魏准备大举进攻，而刚好这时东吴内部“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孙权吓得赶紧给曹丕写保证书让曹丕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馀年。”

曹丕看了信真是又生气又想笑，孙权这货可真不要脸哪，堂堂吴王居然号称会自我流放去交州，这也要有人信才行哪！你可真是“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注12），总之无耻到一个境界了。

于是，魏吴之间终于爆发大战，内外交迫之下，孙权不仅长江以北的土地全部丢失，还损失一万多士兵；曹真、夏侯尚、张郃对江陵的半年围城之役，更沉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与民生（注13），让当年诸葛亮与关羽苦心经营的南郡从此残破，不仅百姓死伤流离，田畴荒芜，还造成瘟疫流行，“疠气疾病，夹江涂地”（《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丙午诏）。

此战后，劫后余生的江北民众要么被曹魏迁去中原，或逃亡到长江南岸（注14），东吴只得将南郡治所从江陵移到长江南岸的公安。江北富饶的江汉平原，就此变了一片荒凉的军事区，沮、漳流域则沦为魏国襄阳郡领土，从前繁荣的江陵大城，也变得郊野荒芜，只有屯兵而无居民，演变成孤悬北岸的一座纯军事化堡垒。直到刘宋时期，何承天仍说此地乃“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见《宋书·何承天传》）。

所以说，孙权虽然得到了荆州，但得不偿失的。荆州虽然地域广大，但南郡的江北区域才是其经济核心区，仅凭荆州南四郡的出产，供养吴国十余万驻军与郡县官吏已经很吃力，更别说向朝廷提供财赋了，甚至还需要江东输血才行。举个例子，孙皓后来迁都武昌，首都的物资供应仍然得靠吴会地区，逆水长途运输，劳民又伤财，故“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三国志·吴志·陆凯传》）；乃至编出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所以后来西晋杜预攻打荆州，没有经济基础的荆州吴军一触即溃，且江陵一下，则孙吴在整个荆州以及岭南地区的统治即告瓦解。看来孙权这笔生意确实亏了，是赔了信誉又折兵！这人哪，就不能太会算计；太精明的男人，格局都不大。

注1：据《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图志》，关羽曾大规模增修江陵城。另《三国志·魏志·董昭传》亦载董昭对曹操言：“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注2：所谓部都尉，即汉朝在新开辟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一种特殊军事区，以便为设置正式政区的郡作准备。

注3：据《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光陆逊收降的三峡部队就有数万，再加上吕蒙收降的关羽水军，五万只是保守估计。

注4：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语出《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陈寿之语，皮里阳秋。勾践与孙权同为江南人，都曾屈身事敌，忍辱负重，任用贤臣；但也都曾背信弃义，滥杀功臣；总之，都是刻薄寡恩之人。

注5：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卫温与诸葛直之事。孙权由于北方发展受阻，故中年以后对开发南洋特别感兴趣，曾多次遣使下南洋，而吴国使者也留下了大量南洋见闻著述，这些著述到隋朝仍未散失，其中被收入《隋书·经籍志》的有：万震《南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沈莹《临海水土志》、康泰《交州以南外国传》等。

注6：此后221年孙权正式降魏，曹丕封其为吴王，但夷陵之战后，孙权威胁解除，遂与曹魏决裂，但仍保持大魏吴王的封号，并建元黄武，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对外称帝，但对内是独立的。黄武这个年号应是从曹魏的年号黄初、季汉的年号章武里各取一字拼成的，可以说相当凑活。再后来孙权以天命已去汉，“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而称帝，可称帝后的孙权其实并不郊祀，甚至在群臣奏请后表示：“郊祀当于土中（指中原），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大概他本人都不相信自己有天命吧！

注7：据史书记载，直到孙权死后，诸葛亮之侄诸葛恪以太傅身份辅政，才“罢视听，息校官”，所谓“视听”就是监视文武百官和民众的耳目特务，所谓“校官”就是东吴的特务组织“校事官”。可悲的是，诸葛恪被杀后，吴帝孙皓很快又恢复了这套特务制度，且变本加厉。

注8：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载孙权上奏曹丕之书：“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

注9：见《三国志·魏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

注10：曹操死后，孙权还嘚瑟呢，竟乘虚夺取了襄阳，全取荆州，完成了人生夙愿，走上了人生巅峰。当然，他没嘚瑟多久，曹军就打了回来，见《三国志·魏志·曹仁传》：“后召（曹仁）还屯宛。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曹）仁讨之。”

注11：据《三国·魏志·刘晔传》注引《傅子》，夷陵之战期间魏臣刘晔便力劝曹丕说：“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可惜曹丕不听，若曹操尚在，必能行此计划，先吞灭吴，再蚕食蜀，数年内必能成就统一大业。

注12：裴注引《国语·吴语》：“狸埋之，狸掘之，是以无成功。”乃先秦时之古谚，喻反复小人。

注13：见《三国志·魏志·曹仁传》：“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於汉北”及《三国志 夏侯尚传》：“旧民多居江南”。

住14：见《三国志·吴志·朱然传》：“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垂发，事觉，然治戮泰。”

公元403年十二月，东晋权臣桓玄在清洗了东晋宗室实权派与北府老将之后，终于篡晋自立，建立了所谓“楚朝”，史称桓楚。然而桓楚在建康才建立了两个多月，就被北府军官刘裕率领义军给打跑了。桓玄的逃亡船队一路逃到了江州的寻阳。自寻阳以西，就是桓氏的势力范围了。桓玄在这里得到了足够的兵力与物资补充，又布置了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与江州刺史郭昶之共守湓口（今江西九江湓水入长江处），以抵挡北府追兵。然后桓玄便带上被囚禁的晋安帝司马德宗，准备返回江陵老窝。

至此，桓玄才终于不再恐惧焦虑了。东晋近百年来，荆扬两州对峙已经是常态，而且由于荆州的上游优势，每次对峙都是荆州占上风，所以即使丢了扬州，桓玄也没啥好懊恼的，优势在我，北府能奈我何？

接下来，在回江陵的路上，桓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为自己撰写《起居注》上。所谓《起居注》，就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言行录，魏晋时一般由秘书监的著作郎负责记录编修，皇帝无权过问干预，更别说亲自操刀了。而且《起居注》一般都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但桓玄就是不走寻常路，就把咱大楚国史当成自己的日记写，而且偏偏就要外传，而且还要广而告之，宣示远近，让官民百姓们都好好欣赏好好学习。

原来，在桓玄亲自撰写的《起居注》小作文中，他讨伐刘裕的所有军事决策全都是英明神武、算无遗策的，最后之所以失败逃跑，是因为诸将不听指挥不听调度哇！

桓玄此举，实在是因为他的大楚败的太快太丢人，他只能违反传统出此奇招，而在宣传舆论上扳回一城，否则只怕大楚的人心马上就要散了。

当然，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桓玄这套自欺欺人的把戏其实也骗不了多少人，更多只是自我安慰罢了。况且，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一个失败者，还妄想着编造历史？然而，好面子的桓玄却对此乐此不疲，每天都醉心创作之中，以至于都没工夫跟部下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一个月后，四月初三，桓玄终于回到了老窝江陵。留守江陵的堂兄荆州刺史、武陵王桓石康前往迎接，并为他临时置办了朝廷所需的排场。桓玄重新任命了朝廷百官，以谋主卞范之为尚书仆射，负责桓楚的日常政务。但桓玄还是担心败逃以来有官员对自己不服，于是提出更多的严刑峻法来立威，臣下更加离心离德。

下属各州郡得知桓玄已回到江陵，纷纷上疏问安表示关心，桓玄看了却大为恼怒，将上奏的表章统统打回让他们重写，必须写成恭贺大楚迁都江陵，其他不吉利的话，一个字都不许提！

于是，在桓玄的引领下，楚朝各地展开了一系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庆祝活动，妄图用这种奇特的精神胜利法，打败刘裕的追兵。

此时晋军追兵先锋何无忌、刘道规已率部抵达桑落洲（寻阳东面长江江面上一个小岛，位于今安徽宿松县一带），兵锋直指寻阳。桓楚的湓口大将何澹之坐不住了，他决定主动出击，凭借上游优势打败晋军，为桓楚王朝扳回一局！

四月二十三日，桑落洲之战爆发。

何澹之也是一位老将了，他出身北府，曾经做过王恭的参军，后因与刘牢之有隙而投降桓玄。他的计划颇为谋略，将军队分为两支，一支佯攻，一支主攻。他负责指挥主攻舰队，却将自己“花枝招展”的旗舰（羽仪旗帜甚盛）布置在佯攻舰队里，以迷惑晋军。

然而，晋军大将何无忌也是一位老将，他一下子就看出了何澹之的计谋，不由笑道：“贼帅必不居此（舰），欲诈我耳，宜亟攻之。”

诸将不解：“澹之不在其中，得之无益啊。”

何无忌回答：“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既不居此舫，战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则彼势沮而我气倍，因而薄（迫）之，破贼必矣。”

刘毅、刘道规也都是老江湖，一听就知道何无忌这招靠谱，于是晋军全力攻击何澹之的佯攻部队，俘获了敌方的旗舰，然后让士兵们高呼传言：“已得何澹之矣！”这一下楚军主帅被擒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战场，晋军士气大振而楚军大惊扰乱，晋军趁机猛攻，楚军大败。

何澹之聪明反被聪明误，老脸丢到了姥姥家，当下也无颜、无力再守寻阳，于是逃回江陵。何澹之手下将领胡藩却不肯逃，独力苦战，直到战船被晋军以火攻烧毁，胡藩不想被俘，竟然穿着全套盔甲跳入水中，然后在江底潜行了三十多步，从另一个方向偷偷登岸，欲逃回江陵，道路已被晋军封锁，只得跑回老家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躲起来。后来，刘裕听说胡藩是个忠义之士，而且智勇双全，肺活量很好，于是派人到豫章殷勤相邀，召胡藩为员外散骑侍郎、参领军军事。员外散骑侍郎位居五品，通常是名公权贵子弟的起家之官（注1），且居同品之郡国守相内史之前，胡藩一南方低级士族，能得此荣誉职务说明刘裕真的喜欢他；另外刘裕当时为领军将军，胡藩参领军军事，其实就是做了刘裕军府的参军，他后来跟随刘裕参加了东晋一系列北伐战争，立下不少功勋。

桑落洲之战后，晋军又攻占寻阳，克复江州，朝廷宣布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然后诸军继续西进讨伐桓玄。而桓玄经过这一个月的时间，又在荆州征集了两万多士兵，二百多艘舟舰，而且器械精良，楼船甚是雄伟。桓玄没想到自己的实力居然还如此强大，不由信心大增，于是挟持晋安帝司马德宗一家再次浮江东下，欲荡平东方叛贼。

桓玄大军的先锋主将，乃前秦苻坚昔日的太子苻宏。二十年前前秦灭亡后，苻宏便逃到东晋寓居，但手底下仍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氐族亲卫队，遂被桓玄重用，任为梁州刺史，给楚军打头阵。

由于桓玄这次很有信心，生怕自己胜利来得太快而错过了招降刘裕的机会，于是遣一使者至晋军中给何无忌等人传话：“若能旋军散甲，当与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

对于这种梦话，晋军诸将自然不会理会，于是继续东进，404年五月十七日与楚军相遇于峥嵘洲（也是长江中一沙洲，位于今湖北黄冈市西北）。

此时，晋军人数总共不到一万，而桓玄从江陵而来一路又收集部队，如今已有数万之众，鉴于敌军兵力超过了预估，晋军诸将都认为应该先退守寻阳，等待援兵再战。只有刘道规表示反对：“不可！彼众我寡，强弱异势，今若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桓）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加之已经奔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不在众也。”

说完，刘道规就率领自己的部众，径直向桓玄舰队发起了进攻。刘毅等急忙跟随在后，一同展开了进攻。此时桓玄舰队占据上游优势，然而神奇的东风再次大作，晋军遂模仿周瑜的火攻战术，顺风投掷燃烧物，桓玄舰队纷纷起火，秩序大乱，晋军各军则尽锐争先，楚军大溃。

刘道规判断的没错，桓玄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但“内实恇怯”，他每次打仗，都在自己的楼船旗舰边上栓一条轻快的小艇，里面装满了他心爱的字画，准备一旦战事不利，就带着这些宝贝逃跑——这都是世界的眼泪，这都是遥远的哭声啊，远比一时的成败与眼前的大火重要。皇帝做如此想法，楚军诸军自然也不会有斗心，前将军郭铨见势不妙，立刻倒戈投降。桓玄听闻一拍大腿，亦学着曹操提前烧毁辎重以免资敌，然后与殷仲文等亲信挟持着晋安帝登上轻舟，转舵朝江陵夜遁而去。自桓楚“迁都”以来，桓玄到哪儿都要带着司马德宗，这大概就跟绑匪一定要带着肉票人质逃跑一样，万一被警察包围了，还可以用人质来换自己一条命。

峥嵘洲之败，是一次没有任何理由的完败，所有楚朝官员都意识到，桓楚这艘大船要沉了，就连他的主人都要放弃它，其他人又何必死守陪葬呢？桓玄的心腹殷仲文是一位著名的文人，也是一位疯狂的官迷和财迷，当初桓玄起兵反抗朝廷，殷仲文因是桓玄的姐夫，被牵连降职为新安太守；后来桓玄成功执掌朝政，殷仲文便立刻前去投靠，而用自己的出色文采，给桓玄吹牛拍马，总算做到了侍中、左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的高官，并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家累千金，还常嫌不足。桓玄“迁都”江陵时，殷仲文随同桓玄西逃，他的金银财宝全被他埋在了地下，这叫一个可惜！所以既然桓玄快要完蛋了，殷仲文就想回归晋朝继续做官，何况自己的金银财宝还在建康地下埋着呢！

于是，在逃往江陵的路上，殷仲文主动向桓玄请缨，说您是领导您先走，我去收集散卒为您殿后，桓玄非常感动，立刻给了姐夫殷仲文一艘船，让他见机行事。没想到殷仲文没有跑去断后，反而跑去挖了桓玄的墙角。

原来，桓玄这次带着晋安帝一家东征，把晋朝的两位皇后留在了巴陵（今湖南岳阳），一位是晋安帝皇后、二十岁的名门才女王神爱（王献之之女），另一位是晋穆帝（晋安帝族兄）皇后、六十六岁的何法倪。如今兵凶战危的，二后也没人管，殷仲文就跑到巴陵，奉迎二后回建康，作为自己的立功表现，重新回归朝廷（最后居然是殷仲文成功用肉票换了自己的命）。

刘裕对于这位见风使舵的士族子弟没有什么好感，但听说此人文章写得还不错，可以为自己军府的文书增添些华彩，于是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以其为镇军长史，也就是刘裕镇军将军（此时刘裕又从领军将军进位为镇军将军）府的长史，算是相当重用了，但殷仲文对于在刘裕这位不通文艺的兵哥手下做事非常不爽（注2），没多久就要求换工作转为大司马咨议、尚书，这也都是朝廷的三品大员，但仍然没有满足殷仲文的官瘾（自谓必当朝政），再加上他从前埋藏在建康的金银财宝都不见了（皆变为土），故“常怏怏不得志”而口出怨言，刘裕一恼火便将他贬官为五品东阳太守（今浙江金华一带）。殷仲文心中更觉不平，常有谋反之意（注3）。桓温之弟桓冲一生忠于晋室，又在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所以他的孙子桓胤虽然做了桓楚的吏部尚书，但桓玄被灭后，朝廷念在桓冲的贡献，特意留了桓胤一命，只将他流放到新安郡（今浙江新安江）；殷仲文一看这不挺近的么，于是拥立桓胤作为桓玄嗣子谋反。恰逢刘裕即将北伐南燕，为免后患，就将这伙乱党全给灭族了。陈郡殷氏中的南蛮校尉殷叔文（殷仲文之弟），晋陵太守殷道叔都在这次事变中被杀，东晋著名的高级士族陈郡殷氏自此一蹶不振。当然，这些都是后事了。

五月二十三日，桓玄逃回了江陵，听闻号称要为自己殿后的姐夫殷仲文已经投降了晋朝，更生出众叛亲离之感。大楚朝恐怕要不保了，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那些价值无法估量的书画，桓玄决定继续逃跑。桓玄手下镇东将军冯该出身于雍州的流民帅（雍州京兆郡人），曾在淝水之战后击败前秦第四代皇帝苻丕与桓玄劲敌的雍州刺史杨佺期，是桓楚诸将中少有的悍将，他劝桓玄再集合兵力与晋军决一死战。但桓玄已完全没有再战的勇气，他决定向西坐船沿着汉水跑到汉中去，那里有他任命的梁州刺史桓希。凭借着巴山秦岭之险，东晋朝一时恐怕也奈何不了他。

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深夜，桓玄准备停当，打算趁夜逃走，却不料走漏了风声，楚军听说皇帝要跑路，人心大乱，根本不听号令，逃跑的抢劫的杀人的放火的，总之一塌糊涂。桓玄只得带着亲近心腹一百多人骑马出城西逃，慌乱之中，就连一直以来，总被桓玄当作护身符的晋安帝司马德宗都没来得及带。

走到城门口时，这些亲信也乱了，有人趁着灯光昏暗偷偷拔刀要砍桓玄，可惜没砍中。混乱之下，大家也不知道叛徒是谁，于是在黑暗中自相残杀，尸体前后交横，扑通扑通掉落马下。桓玄顾不得那么多，拨马狂逃，好不容易逃到江边船上，身边已经只剩下儿子桓升、侄子桓濬、堂兄荆州刺史桓石康、尚书仆射卞范之、武卫将军庾赜之、屯骑校尉毛修之、弄臣丁先期和万盖等几个人了。

看到这种可怜可悲情况，桓玄又不敢跑去投靠梁州刺史桓希了。桓希这个人的家系史籍阙载，但应该与桓玄的血缘关系并不亲近。对于刚刚经历了太多众叛亲离的桓玄来说，桓希的实力与忠诚似乎都不太牢靠。而就在这时，屯骑校尉毛修之向桓玄提议，不如去蜀中找他叔叔益州刺史毛璩。毛璩我们前面就说过，当初桓玄篡晋，毛璩是第一个起兵反对的，动手比刘裕还早，此时去益州，岂不是自投罗网？

但毛修之作为毛璩的侄子，却能在桓楚的禁军中任职，甚至成为桓玄的亲近心腹，这说明（史书虽然没有记载但）毛璩的反楚显然只是一种姿态而非目的。也许，毛璩就跟东汉初年的凉州割据者隗嚣一样，是想借助表面上的反王莽、公孙述，实际上达成利于自己割据之目的。所以（史书虽然没有记载但）毛修之能够说动桓玄投蜀，用的应该就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从前毛璩反楚是为了割据，如今联合桓玄对抗刘裕一样也是为了割据。而且，毛璩曾经做过桓玄叔叔桓豁的参军，其父毛穆之则做过桓温的参军，并多次随其北伐，总之毛家两代为桓家故吏，他们颇有合作的基础。

另外，自桓温平蜀后，桓氏也曾在益州地区经营，其潜在影响犹不可低估，桓玄本来恐怕也有通过益州以图再起的方案，现在既然毛璩相邀，那么入蜀也不是不可。事后来看，毛璩的真正目的，并非要与桓玄联合，而是要换桓振上位并暗中支持他来对抗刘裕。那桓玄的人头，恐怕是毛璩换取晋朝高位、并拉拢桓振的筹码。

原来，桓振乃是桓玄叔叔桓豁的孙子，少时便勇武果锐，是桓家少有的悍将之才。但桓玄认为他“无行”且“凶横”，并未给予重用。桓振郁郁不得志，常叹曰：“公（桓玄）昔早不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而桓玄死后没多久，桓振就在华容浦（今湖北监利市北）起兵，偷袭江陵成功，并挟持了晋安帝，然后自封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前面说了，毛璩曾经做过桓豁的参军，所以论交情，毛璩与桓振的关系肯定比桓玄更亲近些，而且桓振是毛璩的晚辈，其地位也不如桓玄那么高高在上，双方合作起来会更平等更顺畅一些。

补上了历史的这段缺页之后，桓玄的死期也就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桓玄一行到达江陵以西约三十里的长江枚回洲时，迎面遇到了一支二百多人的船队。为首的是毛璩的参军费恬与毛璩弟弟梁州刺史毛璠的孙子毛祐之，不过他们不是来接桓玄的，而是因为梁州刺史毛璠去世，他们奉命送葬去南郡的州陵县（今湖北洪湖市东北），毛璩毛璠的祖父毛宝乃州陵县开国侯，所以毛家的祖坟在那里。

桓玄看到这支益州的船队很高兴，还以为是毛璩派来接应自己的。没想到这其实是一支送葬的队伍，不仅是给毛璠送葬，也是来给桓玄送葬。等到双方一接近，对面的船上就射来一阵箭雨，直扑船头的桓玄，桓玄的宠臣丁仙期、万盖赶紧冲上来用身体为桓玄挡箭，结果两人都被射成了刺猬，并中数十箭而死。桓玄体胖，两个人挡也挡不了全部，身上仍中了几箭，只是未伤及要害。桓玄五岁的小儿子桓升一向孝顺，他不顾箭如雨下，哭着冲上去为父亲拔箭，但一箭拔下，又中一箭。大楚皇帝桓玄可遭了老罪了，他瘫软着浑身颤抖，哀哀呻吟，血泪横流。

这么会儿功夫，二船已经靠近，益州督护冯迁带着人冲上了桓玄的船，抽刀就要砍桓玄。桓玄死到临头，再也没有了皇帝的风度，赶紧拔下头上的玉导（束头发的玉环）讨好地送给冯迁，其行为明明是低到尘埃里，语言上却仍然强势嚣张的很：“是何人邪？敢杀天子！”冯迁冷笑：“欲杀天子之贼耳。”说罢刀光一闪，桓玄披头散发的大脑袋已滚落在地。这位年仅三十六的父亲，就这样惨死在了他五岁的小儿子面前。

此时，距离桓玄独霸荆州，不过五年；距离桓玄起兵入京，不过两年，距离桓玄篡晋建立楚朝，不过半年；距离刘裕起兵反楚，不过八十七天。

这最后的门阀政权，注定短命；这最后的门阀皇帝，注定“为他人驱除耳”（《晋书·姚兴载纪》载流亡后秦之晋辅国将军袁虔之语）。从此，门阀贵族虽然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仍有着很大的势力与很高的地位（注4），但实际已无法再主导南朝的军政大权，最多不过是替新朝奉玺绶（注5）的政治花瓶与门面点缀而已。他们有特权，有地位，但不再掌握政治话语权，彻底沦为皇权的附庸。所以正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所言，在门阀政治终场过程中所出现的桓玄政权，这只能视为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在此以后，刘裕的竞争对手已不再是门阀贵族，而是与他角逐的其他次等士族人物。门阀士族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的一去不复返了（注6）。

这一船人与桓玄一同被杀的，还有桓濬、桓石康、庾赜之等数人。桓玄的心腹卞范之与儿子桓升则被押回江陵处斩，临刑前，小桓升还在喊：“我是豫章王，诸君勿见杀。”怎么可能不杀呢？刽子手一刀下去，这个五岁小儿已倒在了血泊之中。可怜的娃，出生时父亲刚成荆州之主，死亡时父亲已成篡晋逆贼。什么豫章王，这就是你的送命符啊！

注1：《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弘微亦拜员外散骑。”又《宋书·谢灵运传》：“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另《陈书·蔡凝传》有“黄、散之职（黄门侍郎与散骑侍郎），故须人门兼美”之说。所谓“员外”意即正员以外的官员，《北堂书钞》卷五十八“员外散骑常侍”条引《晋诸公赞》：“于时，公族务在闲任，故置外位。”

注2：《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没时间，也不了解）。’仲文曰：‘好之自解（喜欢了就了解了）。’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正因为了解了会沉迷，所以我才不听那玩意）。’”

注3：《晋书·殷仲文传》：“（殷仲文）行至富阳（孙策孙权老家），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伯符（孙策）。’”

注4：晋、宋之间士族自恃门地，越发排挤庶族寒门，二者似乎已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唐长孺却认为士庶区别的严格化发生在此时，正因为士庶有混淆的危险，所以这里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相反的倒是由于他们感到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田余庆则认为他们因生机已失而日趋虚弱，更无法再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以求存。参阅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及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2-314页。

注5：奉玺绶于桓玄者，乃王谧（王导之孙）、谢澹（谢安之孙）；奉玺绶于刘宋者，乃谢澹、刘宣范；奉玺绶于南齐者，乃褚渊、王僧虔；奉玺绶于南梁者，乃王亮、王智；奉玺绶于南陈者，乃王通、王瑒。十人全都出身高门甲族，其中更有六人出身琅琊王氏。

注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5-276页，第311页。田余庆提出的次等士族是以道教面貌出现的卢循，其实还有相比刘裕更为名士化一些的次等士族人物刘毅。

齐桓公霸业初成的时候，刚好也是华夏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因为狼来了。这里说的狼，也就是被称作蛮、夷、戎、狄的华夏周边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其实与华夏同源，他们之所以被如此称呼，不是因为血统和DNA，而是生活文化方式。只有坚定的遵从周礼周文化，才是华夏正统。所以所谓华夏，与其说是种族范畴，毋宁说是文化范畴，从古至今，凡归附中国的蛮夷，都可以加入华夏，而中华文明之扩张，也向来不主张武力征服，而主张以夏化夷，实际上就是文化输出。其实“华”的本意，就是木本植物开的花，引申出来就是指美丽的服饰，高雅的文章与灿烂的文化，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源，即在于此。

然而，在两周之交，华夏遭受重创，蛮夷乃沮向化之心，并乘着春秋乱世政局动荡，屡次侵入中原，严重威胁了华夏民族的安全。当初西周覆灭，就是西北犬戎民族作祟；后来，犬戎暂时被秦国压制住了，北方另外一支山戎人又崛起了。考古学家认为，山戎的祖先就是被称为夏家店文化（注1）的老哈河、西辽河流域及燕山一带的上古人群，其文化遗存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上层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300年。夏家店文化虽地处偏远，但其生产技术水平（特别是下层文化）足以与同时代中原地区最发达的文化相媲美，甚至在某些地方比中原更加先进。金景芳、苏秉琦、潘其风、郭大顺等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就是先商遗存（注2），最终他们入主中原，建立了商朝，而他们留在西辽河流域的部众（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在公元前八世纪（春秋初期）南迁至燕山地带，与当地混合经济人群（魏营子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山戎（即古籍所称“燕亳邦”）。

由此可见，山戎并非是完全的野蛮人，而是一个在燕山两麓已建国上千年的古老方国。考古发现其本地青铜铸造业非常发达，其墓葬随葬各类青铜器亦相当之多，这些青铜器既有南方的中原青铜礼器，也有具北方草原特色的青铜武器。研究还发现，山戎文化社会经济的一大重要基础就是通过种种关系自南方邦国得到的资源，据靳枫毅、王继红的研究，山戎对中原文物之吸收包含青铜兵器、货币、青铜礼器、漆器、丝织品、铜车马配件、陶器等，其方式有直接获得也有本地模仿制造（注3）。这些从南方获得的资源，便成为其社会地位的标志物，而经层层赐予以稳固部族内各级武士贵族之地位与阶序，其表现是：愈大型的墓葬其随葬品中燕国或其他中原器物愈多。

然而，山戎人毕竟距离中原太远，且随着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冷化，当地农业经济越来越衰微，对草食动物4n.Cc22.iNFO68畜牧经济则越来越倚重，同时也越来越不定居，表现在考古上，其房屋和居址都十分少，陶器也少，且制作粗糙，农作工具基本不见。墓葬中的殉牲有牛、马、羊、狗，猪非常少见（注4）。另外，男子随葬品中的武器与马具不仅多且制作精致，显示其武装化倾向相当之强烈与普遍。

总之，山戎文化比犬戎先进，实力比犬戎强大，武力比犬戎凶悍，对华夏文明的威胁也更大，诸夏中位置靠北的燕、邢、曹、齐、鲁等国均深受其苦，却又都拿他们没什么好办法。可以说，山戎就是悬在诸夏头上的一柄利剑，不把它连根拔去，不仅天下永远得不到安宁，恐怕就连华夏文明，都有可能因此而断绝。

这不是危言耸听，世界四大古文明，除了中国，其他三个都灭亡了，且都亡于比他们更落后的文明，且都亡于公元前——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显然，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城邦文明毁灭时代，但中华文明却逃过了一劫，这到底是为什么？而又到底是谁拯救了它呢？

按道理，这时候应该是华夏共主周天子勇敢站出来，率领诸侯驱逐外虏，保卫家园。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周王室已经相当疲弱，他没有能力办成这件大事儿。所以理所当然，历史选择了天下首任霸主齐桓公，代替周天子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面对历史的选择，齐桓公毫无惧色的站了出来，仰天长啸，振臂高呼，他决定远征千里，独入险境，力驱群狼，为诸夏除此大患，将“中国不绝若线”的危局彻底扭转。这，也就是他称霸天下大战略的另外一半，攘夷！

在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齐桓公看来，诸夏之间交相攻伐，说到底还只是“兄弟之间的事”，《诗》云：“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一家人再怎么闹腾，也不过床头打架床尾和而已。但异族侵我中原，这却是诸侯们共同的大敌，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同御外虏才对。

整个春秋时代，齐桓公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就是它的主旋律，如果有哪一天这四个字变得不合时宜了，那么就表示春秋已经进入了战国。

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侵入燕国，燕国国君燕庄公抵挡不住，赶紧向齐桓公哭诉求救。

燕国的先祖燕召公奭，与齐国的先祖太公尚，鲁国的先祖周公旦，都是辅佐周王室灭商的重臣，拥有深厚的传统友谊（注5）。燕国早期都城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房山）出土的太保罍盖铭文，就记录了当时周王授民六族给燕侯克（注6），一同前去接受土地人民。这六族中，据学者考证，有殷商遗民以及周人的西北盟友如羌方、马方等部族。可见燕国人，乃正宗的华夏。琉璃河遗址的贵族墓地分为殷人与周人两个区，亦证实了这一点。

只是，由于燕国太过偏远，交通不便，又被山戎环绕阻隔道路，所以与中原各国很多年音讯不通了，但燕国毕竟是华夏血脉、周室宗亲，于情于理于义，齐桓公都必须前去救援。

这里还要解释一下，河北平原现在虽是通途，但在上古时代，因这里地势低洼，黄河频繁改道，到处漫流，四溢成泽，导致这片区域形成了千里黄泛区，除了西侧边缘从北到南建有燕、邢、卫三国外，其他地方都交通艰难，人迹罕至（注7）。直到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冶铸技术与治河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黄河两岸“修利堤防，导达沟渎”（《礼记·月令第六》），“排水泽而居之”（《汉书·沟洫志》），这才让这片平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著名的农业区（黄河淤泥使这里土地尤为肥沃）与商业中心。战国晚期，齐赵魏燕四国对这里争夺的相当厉害。济西河间之地，在几十年间数易其手，便可见一斑。

总之，仗义救燕，这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畏途，齐桓公虽然必须去，但如果其他国家不愿去，齐桓公也不勉强。

果然，其他国家都诸多借口，不愿前往，齐桓公乃单独率军远征，起而以捍卫华夏之第一壮举。

正如鲁人所言：“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齐桓公此去伐戎，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其实凶多吉少，然而，他还是必须得去。

霸主不是那么好当的，他必须大义凛然，不畏艰险，带好头，领好路，这样才能成为诸侯表率。

齐军在第二年的春天出发了，大军共“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浩浩荡荡，一路向北，历经险阻，终于来到燕国都城临易（即今天河北雄县，由于山戎入侵，燕国在三十多年前从蓟城南迁至此）。面对齐桓公的强力战车部队，山戎难以抵挡，他们纷纷退却，逃回北方燕山山区，借助有利地形，再与齐军周旋。

现在怎么办，至此而返么？也许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齐桓公不这么认为，山戎一触即逃，实力并未受损，恐怕齐军一走，他们又会卷土重来，到时候燕国又危险了。再说了，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不能浅尝辄止，必须一劳永逸。

于是，齐桓公断然决定，继续北征，把山戎彻底打趴下，为燕国永除大患。

燕庄公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急人之难，什么叫做华夏大义，什么叫做同宗手足。

于是，齐国大军在临易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往北进兵，以最快的速度杀至山戎第一大本营令支国（今河北迁安市西）。

山戎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难缠的中原军队，结果一战下来，山戎大败，只得抛弃令支城，继续往北，逃往山戎第二大本营，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一带）。

孤竹是一个古老的方国，早在距东周一千年前，这里就是商王朝的宗亲诸侯封国。商朝末年，孤竹国的两位国君继承人伯夷和叔齐互相推让，争着不肯当国君，全撂挑子跑了，后来商朝灭亡，这俩人又坚决不肯吃周朝的粮食，结果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孤竹于是成了山戎人的王国。

伯夷叔齐是远古赫赫有名的大贤人，齐桓公当然也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他决定趁此机会，灭掉孤竹，赶走鸠占鹊巢的山戎人，为伯夷叔齐报仇，也为华夏诸族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结果一场大战，山戎人又战败了，山戎王孤竹君也被齐军抓住砍了头，剩余败兵，如鸟兽散，齐军凯旋而归。

据《韩非子》一书记载，齐军打了胜仗后回程时，在山中迷失方向，左转右转，结果走不出去了。

这可真的很惨，你想想像齐桓公这样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他哪里受过这样的苦，但见茫茫的大漠上，沙尘蔽日，地暗天昏，齐桓公吃了好几天的灰，满身脏臭无比，没有洗澡水，没有歌舞秀，没有冰镇饮料，更没有珍馐美食，只有永远刮不完的fw.Cc22.iNFO68风永远走不完的路，齐桓公从失望到绝望，从失常到变态，《管子》一书记载，齐桓公伐山戎期间精神几乎崩溃，甚至产生幻觉，以为自己看到了鬼。

还好，还好齐桓公手下拥有天下顶尖博学者管仲，管仲编了个瞎话，说只有霸主才能见到这种山鬼，安慰了齐桓公，并很快想出了条妙计——老马之智可用也。

这就是经典成语“老马识途”所出之处了，管仲早年四处经商，见多识广，或许也贩卖过牛羊马匹吧，他便让俘获的山戎老马带路，利用它们超强的记忆路途的动物本能，终于带齐军走出迷途，寻到了回家的路。然而齐军迷途十数日，带出来的水已经喝光，沿途也没能找到水源，齐桓公绝望的仰天长叹：“天不佑齐，今寡人死于此矣！”

不用担心，你的历史使命还没完成，上天怎么会这么快让你死呢？这时，齐桓公手下第二博学者站出来了，他就是齐国“外交部长”隰朋。

隰朋给齐桓公出主意：“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意思是如果蚁穴口封土高一寸，那么其下八尺（仞））必有水。

齐桓公大喜，当时正是夏天，所以他赶紧派人在山的北面找到一个蚂蚁窝，顺着挖下去，不一会儿，喷泉飞射而出，齐军欢呼震天，齐桓公隰朋管仲三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齐声发出了孩子般的大笑。

至此，强大的山戎族彻底灭亡了，其部众遂大多脱离其贵族豪长的控制，而向北加入到辽西草原地区较平等自主的游牧部族之中，后来发展成为战国时代相当强大的东胡。可以想象，如果齐桓公与管仲这些伟大的人物葬身在沙漠之中，齐燕衰弱，那么山戎与东胡很可能趁机崛起，吞燕伐齐，侵入中原，那后果不堪设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考古队员在北京延庆县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山戎墓地，在出土的随葬物中，有锋利的青铜短剑，精美的虎纹腰带饰牌，以及大量耳环、黑白色石珠、绿松石珠和各色玛瑙珠项链，另外还发现了大量青铜刀削与青铜刀币，说明狩猎与贸易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注8）。至此，这些差点将燕国从中国历史上抹去的山戎族人的形象已经非常明晰了，他们身材高大（身高一米八左右），头顶光而无发（或在头的周边和侧面编结小辫），戴耳环，挂项链，腰系胡带，身佩短剑，十分之彪悍勇武。

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实力强大而勇武好战的部族，可惜，他们碰上了巅峰时期的齐桓公，真倒霉。

顺便提一下，据说我们现在的“秋千”就是山戎人发明的，本是戎人练习身体敏捷度的一种体育运动，齐桓公打败他们后将其带回中原，从此成为宫廷中的一种游戏，再慢慢流传到了民间（注9）。另外我们吃的葱和大豆也是齐桓公军队从山戎那里带回来的（注10）。

齐桓公北伐山戎，不仅将燕国从灭亡边缘挽救了回来，而且让燕国往北方燕山方向扩地五百余里，捡起馅饼一跃成为北方大国。燕后来能够名列战国七雄，或多或少都要感谢齐桓公。

所以，燕庄公真感动坏了：一个别国国君，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千里来到燕国，把燕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来保护，这是怎样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若不知感恩，岂为人类？

于是，齐桓公凯旋回国之时，燕庄公具礼相送，千恩万谢，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把齐桓公送入齐国境内五十里，仍然依依不舍。

齐桓公也很感动，他表示：“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按照周礼，除了天子，诸侯相送是不能出境的，否则就是无礼，那么怎么办呢？没关系，齐桓公大手一挥，当即宣布，燕庄公进入齐国境内的五十里土地，全部割让给燕国。

燕庄公大急，赶紧摇手拒绝，受了人家千里救命之恩，还要拿人土地，这世上岂有这样的道理。

齐桓公坚持要给，燕庄公坚持不要，两人在路上推来让去，折腾了老半天。

面对燕庄公无休止的客气，齐桓公终于变了脸色，他严辞命令燕庄公不可拒绝自己的好意，并命他从今以后要重修召公之政，跟中原诸侯一道每年按时向周天子进贡。原来，由于交通不便，戎狄与东夷环绕（注11），燕国在成康（西周成王、康王执政时期）之后就再没向周天子进过贡，也很少参与过诸夏的朝聘盟会，这可太不像样子了。

齐桓公一番恩威并施，燕庄公终于彻底臣服了，他痛心疾首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将坚决服从霸主齐桓公的领导，紧密团结在以周天子为首的华夏联盟周围，同攘四夷，共奖王室，修明法度，尽职尽责，为华夏看好北大门，以不辜负先祖召公的遗训，以及齐桓公的谆谆教诲。

另外，燕庄公在收下齐桓公赠给他的土地后，在此筑城，名曰“燕留”（今沧州一带），以纪齐德。

事情传出，天下诸侯都觉得齐桓公太仗义了，在这个节操满地的时代，简直就是时代英雄，道德楷模。《史记》也记载，此事过后，齐桓公德布天下，诸侯闻之，皆从齐。

注1：“文化”即前文明状态（文明三要素为城市、青铜器、文字），一般为新石器文化，夏家店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老哈河流域的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村，故名。

注2：金景芳认为，殷商先祖契为北方之王。苏秉琦认为，殷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甚至更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而且殷人与东北地区的联系紧密。此外，潘其风对河南安阳殷墟墓的墓主人进行人骨鉴定。结果表明，殷人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古代居民有更多的关联。也有学者依据商代王室及高级贵族墓葬尊东北方位的规律，提出殷人有尊东北方的信仰，可能表示对其先祖起源地的怀念和尊敬。更重要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图案，多以饕餮纹为主，包括龙纹、夔龙纹、目雷纹以及各式云纹，都酷似后期出现的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主题。

注3：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第43-72页。

注4：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8-123页。

注5：白川静认为召公本是商朝方国召方的国君。召方位于晋南豫中一带，乃商西重地，商人还在这里设立了监督的“西史”专制西道。在周人东进时，召族折而与周人合作，遂有周初与太公周公齐名的召公，同为一时重要的领袖（白川静《甲骨文金学论集》，1973：171-185页）。姚孝遂《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与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则认为，召方就是武乙时期卜辞中经常提到的殷商西境劲敌“刀方”，古文字于人名、地名每增“口”以作专用字，如“商”、“周”、“唐”、“鲁”均为其例。至武乙之子文丁（纣王祖父）时期，召方基本被平定，并从此安生了几十年，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跟周人合作灭掉了殷商。

注6：燕侯克乃召公奭长子。召公另有一系留在畿内守祀宗庙，辅佐王室（如西周末年有召穆公召虎）。二者共同维护着国家的稳定与周王的统治。这也是周朝高级贵族的惯例，如周公旦有鲁国鲁公、畿内周公两系，南宫适则有随国曾侯、畿内南宫氏两系，此外还有邢国邢侯、畿内井叔等。

注7：考古也发现，无论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还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可以找到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河北平原的腹心地带5o.Cc22.iNFO68确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迹，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直到战国时期各国黄河堤防建起，这一带才出现了一些城邑。公元前322年，赵国便决开了河水堤防，让伐赵的齐魏退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七讲《江湖湖泊演变与人类活动》，以及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

注8：在先秦时代我国北方地区，刀币的使用非常普遍。刀币大概就是由实用的青铜刀削发展而来的，燕山一带野生动物丰富，山戎人捕获猎物现场切肉剥皮，加工皮货，都需要用到刀削，所以后来干脆就以刀为货币发行使用。燕国和齐国则因为与山戎贸易的原因，后来也大量使用刀币。而且，齐国东靠大海，海产丰富，齐国人也需要用到刀削，在捕获鱼货后直接现场将鱼货宰杀晒干货以利保存，方便运进内陆交易。基本来说，带有渔猎经济成分的燕赵齐地多用刀币，而中原地区因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则多使用由农具“镈”发展而来的布币。

注9：据《艺文类聚》：“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为戏”及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古今艺术图》:“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矫者。齐桓公伐山戎，始传入中国。”

注10：据《管子》：“（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郑玄笺:“戎菽，大豆也。”现今世界各国的大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入的，他们对大豆的称呼，几乎都保留“菽”的语音。如大豆在拉丁语系种的名称，拉丁文于德文为soja，法文为soya。今日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大豆面积仍占全国的近60%。

注11：许倬云指出，姬燕在北方建国后，由于燕山的土著文化（即魏营子文化）比较强大，周人的政治势力，并不足以涵化土著，反而有被东北地方文化所涵化的趋势，故不免自外于中国，亦不甚参与内地诸侯的会盟。详见氏著《西周史：增补二版》，2018年，三联书店，150-151页。

春秋时期，齐国强盛，齐桓公欲尊王以争霸，但具体要怎么做呢？

两个字，盟会。

恰在此时，地处中原的宋国（今河南商丘）发生了一场大内乱，给了齐桓公一个大好机会。

说它是大内乱，一点儿不夸张，因为它乱的离谱，乱的人晕头转向。

首先，是宋伐鲁，宋国大将南宫长万曾被鲁军俘虏，宋国国君宋闵公于是轻视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是个爆脾气，更是一位吕布型的爆裂猛男，他无法忍受这个耻辱，于是翻身囚徒做主人，竟然在一次博戏（一种掷采行棋的游戏）中发生口角后用一张棋盘当场拍死了宋闵公，然后发动政变，改立公子游为国君，并反攻倒算，开始大规模清洗宋国公族子弟。

这是以臣弑君，祸乱朝堂，最为大逆不道。

接着，逃到别国的宋国诸公子，又向曹国借兵，发起反攻，打败叛军，攻入宋都，杀死公子游，改立公子御说为国君，是为宋桓公。

这是兄弟相残，同样很不仁道。

南宫长万不愧是春秋时代一位传奇猛将兄，不仅武艺高强，而且轻功惊人，他战败后，竟然一人拉车载着母亲，徒步狂奔两百多里，一天就逃到了陈国。宋桓公向陈国要人，陈国便用美人计将其灌醉诱捕，然后让人用犀牛皮（注1）将其层层包裹，然后用生牛筋秘密捆扎，连夜送回宋国，不料半路上南宫长万酒醒，怒不可遏，嘶吼如雷，神力迸发，拼命挣扎，守卫者吓得催马狂奔，但等到宋国时，牛筋已脱落大半，犀牛皮亦已破损，南宫长万的手脚竟然全都露了出来，宋桓公暗自心惊，这龙虎之力也不过如此，于是赶紧命人把南宫长万剁成肉酱，然后遍赐群臣，给大家加餐。可惜了这一身好肌肉啊。

虽是叛臣，但如此残忍，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听到这些事儿后，别的国家只当猎奇八卦故事，政治敏感性极高的齐桓公却不这么想，他决定趁此机会搞事情，首先他派人朝见新任周天子周釐王，请求天子正式策命宋国新国君，也好给手续不全的宋桓公补个正式编制（注2）。早已习惯被强国冷落在一旁的周天子，突然觉得自己有了存在感，一开心，便授权姐夫齐桓公全权处理此事（齐桓公所娶王女，乃周釐王之姐）。齐桓公便拉起虎皮唱大戏，准备召集诸侯们开个会，以稳定宋国政局，同时号召大家共同维护周朝和谐社会，不要重蹈宋国覆辙。

这主意看起来似乎不错，然而，齐桓公并不知道，他其实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往常像这样的大型诸侯盟会，一般都是由周天子亲自主持的，齐桓公这样属于僭越，非常不合礼法。

当然，自从犬戎乱周、平王东迁，周王室日渐衰微，到了这会儿实力也就差不多一中小诸侯程度，再加上周王室自己也内乱频仍，所以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威信上，周天子都失去了领导天下的资本，但是在形式上在名义上在诸侯的固有观念里，周天子仍然是无可置疑的天下宗主，如今齐桓公竟妄想自己带大家玩儿，恐怕没那么容易。

果然，在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春的这次北杏（齐地，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盟会上，齐桓公向宋、鲁、陈、蔡、卫、郑、曹、邾八国广发英雄帖，准备召开国际诸侯高峰首脑会，首脑们却大多没有来，像中原老牌诸侯、同时也是姻亲gx.Cc22.iNFO68之国卫国，周王宗亲之国曹国，之前的中原小霸郑国，甚至在口头上已经表示过服从自己的鲁国，统统都不卖面子不捧场。齐桓公一眼望去，只有本次盟会的主角宋桓公，以及陈、蔡、邾仨小国的国君可怜巴巴围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气氛尴尬莫名。

虽然来的人只能凑桌麻将，但会还是要开，齐桓公只得强压怒火，先让周天使向宋桓公宣读了封爵策命，然后招呼诸侯们一齐上坛，歃血为盟，走完过场，将会议草草结束。

盟会之后，齐桓公自觉颜面俱失，于是在该年夏，率军攻灭了鲁国的附庸遂国，表面上的理由是遂国敬酒不吃吃罚酒，没有响应号召参加北杏盟会，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给鲁国一个下马威。然而鲁庄公并没有被齐桓公给“威”住，反而派了大将曹沫带兵去攻打驻扎在遂国的齐军，欲为遂国复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刘向《新序》及《管子》的记载中，此战鲁军的大将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左传·曹刿论战》中的曹刿而非《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言曹沫，也许曹沫与曹刿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北大教授李零在《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读书》2004年9期）一文中引用了唐·司马贞《史记索引》、清·梁玉绳《人表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人的观点从训诂学的角度（即认为“刿”、“沬”、“翱”等字是发音相近的通假字）考释后认为，曹刿与曹沫确为同一人。那么我们不妨就将他们看做同一人。

另外，根据李零先生所整理的上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的《曹沫之陈》，曹沫（曹刿）在长勺之战后就成为了鲁庄公的重要军事政治参谋，并在鲁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教化与军事人事改革。然而，从简文中可知，此次改革并未涉及经济（此亦并非曹沫之强项），结果一场贸易战，让鲁国的经济崩溃，而齐国则大发横财。另外，曹沫的军事改革仍然以宣扬诡谋为主（注3），而未能对鲁国军队实力有何实质性的提高。也就是说，“内力”毫无精进的鲁国却靠着曹沫的一些“花俏招式”对宋、齐两线作战、穷兵黩武，结果只能被齐国实力碾压，最终曹沫不但没能为遂国复国，反而三战败北，损兵折将，还丢失了鲁国大片土地。齐军兵临城下，鲁庄公仰天长叹：“嘻！寡人之生不若死。”只得乖乖认输，发书请求与齐桓公在柯邑补个会盟（今山东阳谷县西北），签订丧权辱国协议，约定以后无论齐国攻打哪个国家，鲁国都要乖乖出兵助战，服从指挥。

齐桓公于是开开心心的来到柯邑，登上高坛，执牛耳与鲁庄公歃血为盟，准备订立和约，正在此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鲁庄公旁边的曹沫突然拔出暗藏在袖子里的短剑，纵身而起，一剑直指齐桓公，桓公身旁两个卫士急忙挡在他身前，曹沫却看也不看，左右两剑，电光石火间，两人已被刺倒在地，血溅高坛，再一看，桓公的脖子上已经多了一把短剑。

事发突然，众人不及应变，眼见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剑在桓公的眼前闪着寒光，还不断的滴下血来，一个个都懵了。

“无有进者！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谁都不要过来！我要跟齐君同归于尽！）”曹沫声如洪钟，厉声喝道。

朔风凛冽，曹沫须发皆飞，浑身一股威慑之力，震的众人心胆皆寒，再加上曹沫人质在手，所以谁也不敢妄动。

齐桓公和管仲一下子都慌了，鲁国一向是君子之邦，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鲁人竟会干出这等绑票的事情出来。转念又一想，这曹沫并非“肉食者”出身，自然不爱讲贵族间的规矩，上次长勺之战就没有遵守战礼，这次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大意，还是大意了啊……

不管怎么说，这是齐桓公又一次近距离接近死神了。上次他中了管仲的冷箭，靠假装吐血蒙骗过关，但这一次，利剑在喉，避无可避，小命完完全全捏在曹沫手里，这可怎么办？

但是很快，齐桓公又冷静了下来，他知道曹沫一定不会对自己动手的，因为高坛上都是齐军，只要自己稍有不测，鲁庄公和曹沫谁也别想活着回去，所以还是听听曹沫到底想干嘛吧！

曹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刺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劫盟者，他的举动旷古绝今，无人懂得该如何应变，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大家都知道报警找警队里的谈判专家来，但是那会儿哪有，事情紧急，管仲只能立刻与曹沫展开谈判。

管仲问曹沫道：“子将何欲？”

曹沫咬牙切齿地说道：“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

这句话的意思是：齐国以大欺小，屡次侵入我们鲁国，以至现在鲁之边境，离国都只有仅仅五十里了。败军之将辱国辱民，我无非一死而已。

管仲明白了，原来曹沫只是想要回鲁国的失地，这好办，还给他们便是。区区几座城池而已，犯不着为了这个丢掉国君的性命。于是管仲请求齐桓公答应，齐桓公看着颈边寒光闪耀的短剑，只得唯唯。

于是，齐国与鲁国重新定盟，齐桓公亲自与曹沫歃血，答应归还之前三战鲁国丢失的土地，终于把事情给顺利解决。曹沫这才收剑徐步回位，平息如初，面不改色，谈笑如故。

柯邑之盟结束后，齐国群臣都很不服气，还地盘这都没关系，关键是这口气咽不下！鲁国人输了就输了，怎么能做出此等狗急跳墙的无耻之举呢？于是他们纷纷向齐桓公建议：“胁迫之盟，不彰于神，曹沫可雠，请背盟而讨曹沫。”

就是就是，不守被胁之盟，算不上无信，神明也不会降罪！曹沫以臣犯君，持刀挟持我们伟大国君，更是罪该万死！咱们不仅不能还地，还一定要追究到底！

确实，齐桓公此时赖账不会有任何责难的声音。事实上，就连孔子也不会遵守这种被要挟的盟誓，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途经蒲邑被人扣留，在威逼下立誓，保证不去卫都，被放走后却依旧前往，子贡问他为什么要背弃盟誓，孔子便回答：“要盟也，神不听。”

看来，连后世的道德楷模孔子都认为可以赖账，但管仲却思虑的更远，他表示：“要挟之盟可负，而君不负；鲁君曹沫可仇，而君不怨，则可着信天下矣。”

碰到这种情况，谁都可以负约，但主公您不能负约；谁也都可以报复曹沫，但主公您不能报复曹沫，因为主公您是要当霸主的，而霸主绝对不能失信于天下。

齐桓公闻言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怒火与理智在拉锯。

终于，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齐桓公还是决定兑现自己的承诺，虽然这是他在暴力胁迫下所应许的非法赎金（据《吕氏春秋》记载为四百里土地），但是不要紧，所谓有失必有得，他所失去的，终将千百倍的回报他，该物就是人心。

对于一个志在天下的霸主而言，还有什么比人心更重要的么？诸葛亮平南中，七擒孟获，打的就是攻心战，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在统治能力匮乏的上古时代，武力征服是边际效益递减的，而舆论征服却相反，美名与谣言一样，只会越传越广，从而产生一种近乎神奇的滚雪球效应，成本是递减的，而边际效益却是递增的。

果然，齐桓公遵守承诺归还鲁地的消息一经传出，效果立竿见影，天下皆曰：“鲁君，齐之仇也；曹沫，齐之贼也。齐侯信於仇贼，又況於非仇贼者乎？”哪怕是在生命受到威胁情况下对绑匪说的话，齐侯也一定会做到，那么他所说的任何话，自然也就不需要怀疑了。

柯之盟是齐桓公称霸前的重要一笔，齐桓公以实际行动，表达了王命与盟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最终打了一场精彩至极的舆论战。所以史书记载，经此事后，“天下诸侯，翕然而归之。”不仅鲁国从此成为齐国最死心塌地的盟友，其他诸侯也均被齐桓公的胸襟与气度所折服，卫国和曹国更是派人来向齐桓公请罪，这就是舆论的滚雪球效应，你不顺势依附而上，就只能被碾压在其下，别给脸不要脸，自绝于舆论，便是自绝于天下。

看来，在春秋时代，人们的思想还是很淳朴的，这要是放在后世朝代，谁要把辛辛苦苦攻下的土地还给别人，不但不可能天下归心，恐怕还得被人笑话成个二傻子。所以齐桓公的称霸之路，永远都只能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罢了，不是你不明白，因为这世界变化快。

而曹沫也由此进入《史记·刺客列传》第一位，成为天下第一刺客，成为传奇中传奇，试问史上有谁能一人一剑，劫持万乘之君，为国家挽回巨大损失，争取巨大利益？没有，根本没有。后世荆轲也想效法曹沫劫持秦王嬴政，逼秦国退还所吞并的六国领土，可惜他无论武艺还是应变，都不如曹沫，结果功败垂成。其实就算荆轲劫持嬴政成功，嬴政也一定不会认账，因为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然，曹沫劫持齐君一事，虽然短期内为鲁国争取了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鲁国维护国际形象，而随着原本掌握着舆6p.Cc22.iNFO68论话语权的鲁国之信誉溃败，鲁国的大国崛起梦也就彻底破灭了。毕竟，如前所述，时代不同，游戏的玩法儿也不同，虎狼之秦可以尽情的打破规矩，最终统一天下；但号称君子之邦的鲁国却不能一次次的破坏游戏规则，毁坏自己的国际声誉。你非要这么做，大家也就不会再跟着你玩儿了，你最终还是只能臣服在天下归心的齐国脚下。

从这方面来说，曹刿（曹沫）虽然奇谋勇略兼备，但在政治能力与战略水平上差管仲太远。我只能说，曹沫既生对了时代（作为恐怖活动与诡诈计谋的先行者），也生错了时代（尚未完全礼崩乐坏），他注定将要沦为鲁国崛起之路上的罪人，沦为他自己口中那“不能远谋”、急功近利的悲哀“肉食者”。

注1：我国现在已经没有犀牛了，但古代很多。从殷商到西汉，皆有犀尊出土，看形象多是今天被称为苏门犀的双角犀牛。不过古书上则多见独角的犀牛“兕”，应是如今所谓爪哇犀（大独角犀）或印度犀（小独角犀）。如《说文》：“（兕）如野牛而青，象形”。《山海经·海内南经卷十》：“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然而随着气候转冷，加上人类活动频繁，北方的犀牛被迫一路南迁，汉代从渭河流域迁徙到了长江流域，19世纪前又迁到了珠江流域，20世纪中叶就连云南的野生犀牛也消失了。研究发现，在哺乳动物之中，犀牛皮的厚度最大，故古人常以其制作盾甲。《周礼·考工计》云：“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合甲即两片或多片犀牛皮合在一起，再涂上漆，最为坚固且耐用，是春秋战国时各国战士所艳羡的武备。孙诒让《周礼正义》：“牛革虽亦可为甲，然甲材究以犀兕为最善。”《国语·晋语》：“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

注2：诸侯世子嗣位，须找周天子封赐而再受命，这本是周室的常规。在封赐之前，“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礼记·王制》），只有待天子封赐之后，才算正式有了诸侯的爵位。不过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威下降，这种封赐多已不被执行，但在人们的社会观念中还存在着，对诸侯执政的合法性也仍有所帮助。参阅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三联书店，2018，189页；以及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22年，586页。

注3：上博简四《曹沫之阵》：“明日将战，思（使）为前行。谍人来告曰：‘其将帅尽伤，车连（辇）皆栽（载），曰将早行。’……及尔龟筮，皆曰胜之……此复甘战之道。”意思是，在两军交战第一天战况胶着的情况下，要安排我方的间谍假装到敌军营垒侦察，然后回来告诉鲁军将士说，敌军的将帅都受伤了，战车也都坏了，最好早点进攻；在战前龟卜占筮的时候，无论实际结果如何，都说卜筮结果是“胜利”。这就是战况胶着之后再战的方法。这些以诈谋操纵士兵心理的做法，与曹沫在长勺之战时所使用的诈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是骗敌人，一个是骗自己。